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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工作人員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簡要分析
日期: 2019-07-19

河北省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2019年年會參會論文二等獎


國家工作人員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簡要分析


摘要:實踐中,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諸如私人情誼之類的影響力進行受賄而非利用自身職權以及形成的便利條件受賄的情形也十分常見,此種情況下,若僅根據行為人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而以斡旋受賄或受賄罪定罪,明顯違背立法原意。并且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又與斡旋受賄罪有很多相似之處,在理論界和司法實踐當中,有關國家工作人員是否能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爭議已久,故本文將對國家工作人員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做簡要分析,以厘清類似犯罪,便于正確適用刑法,作到不枉不縱,充分保障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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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主體適格 罪責刑相適應 斡旋受賄 影響力 職權


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是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七次會議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七)》新增加的內容,作為《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之一公布實施。筆者認為,該爭論的核心內容在于主體的適格性以及其與斡旋受賄的界限,故而在此對這兩個問題作一簡單探討。


一、國家工作人員是否能夠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主體


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規定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之一: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或者利用該國家工作人員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較重情節的行為。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其近親屬以及其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利用該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原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實施前款行為的,依照前款的規定定罪處罰。


從上述法律規定中,我們可以直接看出,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主體可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與擁有職權的國家工作人員有近親屬關系或其他密切關系的人;另一類是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及與其有近親屬關系或其他密切關系的人。而對國家工作人員及離職的國家工作人的近親屬或關系密切的人不得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法律并沒有明確的排他性規定。有學者認為,國家工作人員的受賄行為已經規定在三百八十五條的受賄罪中,故而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主體只能是非國家工作人員。筆者認為,這樣的理解發生了混淆概念的邏輯錯誤,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主體應當包含國家工作人員,理由如下:


第一,如果將國家工作人員排除在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主體范圍之外,認為其只能構成受賄罪或者斡旋受賄,將出現定性錯誤。受賄罪或斡旋受賄與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具有明顯的區別。首先,“影響力”的產生原因不同:斡旋受賄的“影響力”源于國家公權力;而利用影響力受賄的“影響力”是非因國家公權力產生的、基于行為人自然人身份而產生,如父子、同學、戰友等。其次,行為方式不同:斡旋受賄具有間接性,是利用自己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來進行;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包括兩種行為方式,一種是行為人利用其與國家工作人員的特殊關系, 對國家工作人員施加影響,促使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從而索取或者收受請托人的財物;另一種是行為人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請托人的財物,其間接性較斡旋受賄更加明顯。由此可以看出,斡旋受賄與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懲治的是不同的行為。如果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利用的是其影響力而非其本身的職務便利或自己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僅僅因為他的國家工作人員身份就排除行為人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而認為其構成受賄罪或斡旋受賄,這顯然是欠妥的,違背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則。


第二,人際關系的復雜性難以估量,國家工作人員之間可以產生的密切關系不勝枚舉,國家工作人員尤其領導干部的近親屬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情況大量存在,他們之間的相互影響不可避免,將國家工作人員這一主體納入到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主體當中,符合當前社會的實際情況,同樣也順應當前對腐敗“零容忍”的高壓態勢。


二、斡旋受賄與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界定


與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較為類似的是斡旋受賄,比如二者均要求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且必須是不正當的利益;再比如,斡旋受賄與利用影響力受賄罪都是利用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來受賄,均具有間接性。那么當行為人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同時又是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的職務行為來受賄的時候,要如何界定其行為是斡旋受賄還是利用影響力受賄呢?


如上文探討行為模式之處所述,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有兩種行為模式。第一種是行為人利用其與國家工作人員的特殊關系, 對國家工作人員施加影響,促使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從而索取或者收受請托人的財物。這種模式下,與斡旋受賄的區別較為明顯,行為人主要利用的是自己與實施職務行為的國家工作人員的特殊密切關系對該國家工作人員的影響。筆者認為這種影響主要是關系性的影響力,即行為人與國家工作人員有密切關系,密切關系包括親密關系及對立的非難關系。具有親情關系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具有感情關系的配偶、情人,都會對國家工作人員的心理造成影響,對“親人”所提的要求盡量滿足;如果不滿足關系人的要求,將會對關系的維護與維持代理不利后果,因此心理上具有一定的脅迫性,對行為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間存在非難影響力,由于行為人對國家工作人員的心理有一定的脅迫性,這種不利影響也許并不緊迫或者并不嚴重,但出于一種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考慮,國家工作人員為保全自己進而會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


第二種是行為人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請托人的財物。此種行為模式下的受賄行為利用的是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與斡旋受賄表述相同,此處的界定筆者認為關鍵點在于不當行使職權的國家工作人員是出于誰的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而作出的職務行為。在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中,行為人與不當行使職權之國家工作人員間,是一種間接關系,其不當行使職權,是由于受其他國家工作人員對自己職務、職權的制約,礙于某種關系或者情面,對其他國家工作員向自己提出的要求,不得已而為之。亦或者是行為人利用密切關系的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直接利用自己與國家工作人員的密切關系,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而與行為人有密切關系的國家工作人員,對行為人的利用行為并不知情。無論屬于哪種情況,不當行使職權的國家工作人員是受與行為人關系密切的國家工作人員的權力性影響而做出的不當職權行為,而行為人本身與不當行駛職權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并沒有權力性的影響,不當行使職權的國家工作人員是出于行為人與對他有權力性影響的國家工作人員的特殊關系而同意行為人的不當要求。


而如果行為人與不當行使職權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是一種權力性的影響力,則考慮構成斡旋受賄。因為斡旋受賄利用的是行為人本人的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對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產生權力性影響,此時,最終行使不當職權行為的國家工作人員是出于行為人本身對他的權力性影響而實施的不當職權行為。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行為人與不當行駛職權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是否存在權力性影響是區別斡旋受賄與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關鍵所在。


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主體中的國家工作人員實際上是具有雙重身份的。當該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自身職權時,他的身份是刑法意義上的國家工作人員,其受賄行為考慮構成受賄罪或斡旋受賄;而當該國家工作人員利用的是自己與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某種密切關系時,其身份則是自然人,應當根據具體行為考慮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不能因其具有廣義的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而非刑法意義上的國家工作人員,就不考量其行為到底是何屬性或者說將行為屬性的考量至于主體身份的考量之后。不論何種罪名,懲治的都是某一犯罪行為,該行為因行為主體具有某種身份而具有了更為嚴重的危害性、更為廣泛的影響性,故而應適用其他更為恰當罪名來懲罰。放到此處來講,不能因為行為人是國家工作人員,就忽略了對行為的詳細分析,不考慮他到底是利用的何種身份,認定構成斡旋受賄,導致定性錯誤。


公權力的確應當被謹慎對待,因為其對國家、社會的秩序有著深刻的影響;公權力的濫用也的確應當嚴厲懲罰,以最大程度來保護人民的利益,維護國之秩序、社會之公平。但應當界定清晰的行為也要盡可能地界定清晰,平等的對待每一個人,罪刑法定,這才是法治社會應追求的不枉不縱的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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